黃天驥老師在1956年，從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已近70年。在常年蔥翠的康樂園中，老師一直不停地進行著教學、研究和創作，有著“嶺南一支筆”的美譽，是嶺南人文學術領域中當之無愧的教學名師。今年已經是鮐背之年的他，依然保持著游泳、散步的生活習慣，始終不懈地創作詩歌，推進研究。大約在6年前，15冊的《黃天驥文集》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將近500萬字的著述，囊括了老師在傳統詩詞、戲曲、古典文學、易經等領域的研究，和他對嶺南文化、從學往事的所有著述。而近幾年，他的詩詞研究、文化研究更是厚積薄發，如《唐詩三百首》等著述更從講臺凝練成專著，從學院普及至社會；他的納蘭性德研究不斷修訂，轉變成中央廣播電臺的有聲讀物，反復地成為熱銷著作，不斷引發讀者深入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情。
我仍然能夠清晰地記著剛剛進入中文系，黃老師帶著師生們，在永芳堂旁側的民國小樓上，引經據典，一起海闊天空地暢談學問。獨具嶺南風格的紅色二層小樓外，鳳凰木、大榕樹、紫荊花生機勃勃，而屋子里疑義相析，只有學術與知識的切磋琢磨。這種記憶，成了我對真正學術最恒久的認知。
中山大學的人文學科有著深厚的傳統。1992年負笈嶺南時，我最認同的是中文系的本科生寫作制度。按照中文系的規定，進入大學第一學年，在老師的單獨指導下，每個學生要完成100篇文章的寫作。這種量化的寫作，與近乎一對一的指導，讓學生能夠在文字數量的累積中磨煉筆法，在親炙老師的口耳相授中獨得心法。我在本科學的是文獻信息管理學，很羨慕中文系的讀書法，不但主動輔修中文系課程，更主動地用百篇的標準，每天一文來追隨中文系學友們的寫作進度。在我跨學科考上中文系研究生后，除了修學必需的課程外，每周一次都會例行參加古代戲曲研究室的“讀書會”。當時中文系戲曲方向的老師和研究生，共同圍繞著古典文史名著如《周易》等，各自拿著不同的版本，一字字地討論暢談，形同文獻校勘，而人文學科多元交織，學術空間又早已突破了單一的戲曲文學領域。百篇寫作與經典讀書會的倡導者，就是黃天驥老師，這一研學方法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讓一屆屆的中文系學生因為自身能力的強固而受益，也讓中文系畢業生投身的眾多工作領域因為這些優秀的畢業生而受益。
受黃老師的影響，我與中文系同屆各學科的同學們，也另外組織了《詩經》讀書會，每周一次，風雨無阻地進行了兩年。雖然最后堅持下來的只有包括我在內的三四學友，而全部《詩經》也只讀了不到一半，但長期堅持讓我從古文字、古漢語、方言、小說等學科的同學那里受益無窮。我至今認為文章的日積月累、讀書的轉益多師，是中山大學中文系給予的最好教益，經師易求，人師難得，黃老師用自己的教育理念，讓中文學科真正成為滋養人生的學科。
在我考上黃老師的博士研究生以后，黃老師正式約我談話。他說經過長久觀察，發現我不太喜歡說話，只泡圖書館卻不見發文章。因此他給我提出兩個要求，一個是必須說話，一個是必須發文章。記著當時我率性地回答：話，確實要說；文章可寫，卻不必發。黃老師只是笑笑，并沒有再多說。不過，三年博士階段，黃老師強烈要求我在讀書會上發言，甚至主持討論，我一步步走出膽怯忐忑，一次次硬著頭皮去觀照所有人的發言，一次次緊張地綜合大家的觀點。而在這個過程中，遵循著中大人文學科的共有標準，大量地閱讀積累，圍繞著一個個的學術話題，挖掘資料，組織觀點，進行論說。黃老師的要求和逼迫，讓我始終把握著在讀書和研究的精進，也讓我在之后的工作中，不斷地感受到這種要求與逼迫帶給我的從容。
黃老師對我的學術訓練，肯定是與我自身的學術基礎比較薄弱有關，但這卻讓我始終保持學術的警惕，生怕自己在碎片化的工作時間中，忘記在學術上的持續積累。事實上，黃老師的文章不是在孤燈寒窗下完成的，常年游泳的他總給自己留出了健全體魄的時間，體魄與思考交相互進，讓他始終保持著對生活和時代的敏銳判斷，也始終保持著在創作和研究的前沿思考。在讀書期間，我每天游泳，常常在泳池中與老師坦誠相見，我在水里只要看到前面有人，肯定會發力超過去，其中被甩后的應該也有老師，但當我氣喘吁吁地在泳池邊休息時，黃老師卻依然優容拍水，穩穩前行。我在工作以后，已經沒有空閑堅持游泳，而我知道老師依然每天會為此留出時間，冬夏無阻地從容游泳。事實證明，90歲的他，游在了最前面，落后的卻是如此那般理由下無法堅持自己的年輕人。游泳如此，學術何嘗不是如此？黃老師年在九旬，仍然筆耕不輟，專著單篇不斷地推出，他的勤奮一如常年游泳的生活習慣，竟無懈怠。相較而言，牽絆于俗務雜事的我們，卻很難保持這種閑適有度而又勇猛無羈的工作狀態。因此，占據了年齡優勢的我們，并沒有因此而超越老師所做的學術成績。
在我博士畢業時，老師曾贈我幾句話，其中即有：智欲圓，行欲方。智圓行方，這是他的生命境界，也是他的處世方式。老師送我是有所期許，我寫在本上，記在心里，放在身上，總覺得前面是他的身影在做著示范。因此，多年來總不敢有絲毫松懈，甚至在想40多年后，我到了他這樣的年齡，也許兩手空空而倍覺恐慌。我的恐慌在于智不足，行不足，方圓總難無礙。黃老師的才華和努力，是無法復制的，或許正是如此，我在老師的訓誡之外，總希望走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例如黃老師希望我把握文學，我缺乏他長期受教于詹安泰、容庚等先生的學術基礎，因此我會刻意尋找走出文學的束縛，走進田野，用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去了解民俗、戲曲，去看到傳統文化的真實。例如黃老師希望我在高校學院派的戲曲研究中勠力而前，我缺乏他參融王季思、董每戡等先生的方法而能案頭場上兼備，因此，我更多地順著自己少年時就對活態戲曲產生的興趣，貼近舞臺來理解戲曲、研究戲曲。當然，這種“逆反”，其實也正是老師身上的素質，就像他的著作所標識的“冷暖”“朝夕”“深淺”“俯仰”“方圓”等等，以及在學術研究中的新學、舊學，何嘗不是在多元變幻中，尋找真正的與眾不同的那個自己？
多年前，我對老師提出的要求，很直接地表達了我的“抗拒”，但是多年來，我實際正是按照老師的要求，在尋找著自己和屬于自己的那條學術道路，甚至在極其艱苦的田野社區里，用自己走向生活的誠懇，來接受著陌生環境和陌生人的審視。我未必做得好，但都在盡力地突破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了轉益多師，知道了放低自己，知道了師人之長。在這個過程中，我不斷地接受著生活中遇到的一個個智慧長者的教導，也不斷接受著同齡的朋友同事乃至田野中每一個普通人的指點。如果我從一個沉默的求學者，逐漸成為在學術領域中不斷孜孜以求的探索者，黃老師給我增加的動力、壓力甚至是“阻力”，是至為重要的助力。
我常常面對書架上黃老師的煌煌文集，那就是力量所在，其中有他常年不懈怠的生命力量，也有一個學者安身立命的慧命力量。我想，這正是一位師者給予后學者的寶貴資源。時間過得飛快，老師起碼沒有荒廢了自己的年華，他用自己依然筆耕不輟的行動，給后學做出了最好的示范。黃老師身上的青春活力，在他成為一個“九零后”時，還會不斷地引領著我們這些學生、這些學術界努力尋求超越的后學們，更加不敢懈怠地中流擊水，勇猛精進。感恩黃老師！
原文鏈接：http://dzb.rmzxb.com/rmzxbPaper/pc/con/202402/26/content_577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