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是竹林七賢里的靈魂人物之一，其父是“建安七子”里的阮瑀，論出身，阮籍比“早孤”的嵇康要優越得多。而要說到性格變化的“戲劇性因素”，阮籍更有一絕，可以從一個極端轉變為另一個極端。本來，他是非分明，毫不掩飾自己的好惡，故有“青眼”與“白眼”之別。如此一個人，在世態急變得如同“翻燒餅”的環境下，后來竟可以做到“喜怒形于色”，以“零表情”的姿態應世，也算是一種“大師級”的演技。就這一點而言，嵇康是遠遠不如的，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里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可知難度甚高。

不過，有一個人，論演技，同屬“大師級”人物，這就是司馬昭。我們且看《世說新語·任誕》第2則：“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編者注：即司馬昭，他死后被追封為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

原來，阮籍母親去世，熱孝在身。某日，在司馬昭那里閑坐，進食酒肉。司隸何曾也在座，對司馬昭說：“明公正提倡‘以孝治天下’，而阮籍母親去世，正處熱孝之中，竟然在您這兒大模大樣地飲酒食肉，應該把他流放到海外，以示懲戒，以正視聽，純化風俗，尊崇禮教。”司馬昭說：“嗣宗自其母親去世后，已經憔悴不堪，身體虛弱成這樣了，你不能為他分擔一些憂傷，還要指責他，你這是什么意思呢？再說了，‘有疾而飲酒食肉’，本來就符合儒家喪禮的法度。”阮籍照樣不停地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何曾的斥責與司馬昭的回護，構成了這個故事的“戲劇張力”，而故事的主角阮籍好像是一個旁觀者似的。這三個人，形成了一個“戲劇場面”，政治權斗的意味十足。

何曾，在司馬氏集團中，是重量級人物。廢魏帝，立晉朝，他都立下“大功”。表面上，給人的印象是“用心甚正，朝廷師之”（劉孝標注引《晉諸公贊》），似乎是一位“正人君子”。可是，在《晉書·何曾傳》里記載，擔負朝廷“檢察”重任的何曾，私生活卻是極度奢華，“侈汰無度”，“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也曾多次被人彈劾，只是他身為“重臣”，司馬氏“一無所問”，從不追究。而為人“極假”的何曾，一向“死盯”著阮籍，說他“恣情任性，敗俗之人”（劉孝標注引干寶《晉紀》），喜歡在司馬昭面前說阮籍的壞話；這一次，更是當著司馬昭的面“嚴詞指斥”阮籍，欲置諸死地而后快。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司馬昭不僅不聽何曾的“壞話”，反而語帶悲憫于阮籍、語含呵責于何曾，說了一番反駁何曾的話，入情入理，無可辯駁。尤其是司馬昭引經據典，用《禮記》里的“條例”即“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為阮籍辯護，從一個側面說明司馬昭的儒學修養的確不簡單，畢竟是“儒學大家”司馬懿的兒子。

為何司馬昭要這樣回護阮籍呢？不能排除司馬昭與阮籍的確有不錯的“私交”，否則，就無從解釋了，這是前提。可是，看來也不限于此，司馬昭自然有自己的盤算：阮籍是曹操“文膽”阮瑀的兒子，同樣是當代知識分子里的“翹楚”和“頭面人物”，這絕對是“要爭取”的對象，不能沒有這樣的一枚“棋子”。事實上，在魏元帝景元四年司馬昭進位“晉公”的各項“表演環節”中，阮籍寫出《勸進文》，就是頗為重要的一環，在司馬昭的生命史和政治史上，他真的沒有“白疼”了阮籍。

讀這一則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阮籍日后“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替人寫《勸進文》，幫了司馬昭“一把”。其中，不無“感情回饋”的成分在內。

至于司馬昭這一次沒給何曾面子，也是一種“表演”，假作真時真亦假。后來何曾的官運繼續亨通，還在司馬昭死后，得到晉武帝司馬炎的格外重用，他是司馬昭、司馬炎父子身邊“不可缺少”的人物。

（作者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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