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法國歷史學家阿馬布勒·茹爾丹在《關于亞里士多德作品拉丁文譯本年代和起源的批判性研究》中提出“托萊多翻譯學校”的概念，用以指在12世紀的托萊多將眾多古希臘—阿拉伯科學和哲學作品由阿拉伯語譯為拉丁語的學術機構。這可以看作是12世紀托萊多翻譯運動作為一個學術議題，進入史學家研究視野的肇始。約一個多世紀后，美國中世紀史家哈斯金斯出版《中世紀科學史研究》（1924年）和《12世紀文藝復興》（1927年）。哈斯金斯指出，中世紀西歐的科學“基本有兩個來源，即阿拉伯科學和希臘科學，主要的吸收途徑通過托萊多、意大利北部和西西里的翻譯活動而實現的……不論托萊多有無正規的主教座堂學校，翻譯家們都得在托萊多尋找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學家”。此后，以曼努埃爾·阿隆索、道格拉斯·莫頓·鄧洛普、愛德華·格蘭特、何塞·吉爾、克拉拉·福斯和查爾斯·伯內特為代表的中世紀史家和科學史家對托萊多翻譯運動展開了更為精深的實證性研究。如今，關于托萊多翻譯運動的全貌和諸多細節已基本厘清。

實際上，至11世紀后期，西歐地區的教育狀況仍然令人擔憂。法國歷史學家和神學家諾讓的吉貝特（約1053—1124年）在其《自傳》中就曾談道，“在我童年之前，甚至就在我的童年時代，教師奇缺，以至于在鄉村找不到教師，在城市也很少碰到。即使偶爾能發現一兩個，他們的知識也如此貧乏，甚至不能與現在的巡游學者相比”。直至12世紀初期，書籍與優秀教師極其匱乏的境況依然沒有多大改變。英格蘭學者莫利的丹尼爾（約1140—1210年）因深感英格蘭知識匱乏而求學于巴黎，卻發現當時的巴黎“被法律和無知的自負所籠罩，于是決定前往當時最負盛名的阿拉伯科學知識中心托萊多，去聆聽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學家的教誨”。于1125年到托萊多就任主教的本篤會士雷蒙德（1125—1152年在位），對西歐這種知識極度貧乏的狀況甚為明了，對當時知識分子求知欲強烈的情況亦十分了解，故決定推動并資助在托萊多系統地將以阿拉伯文書寫的古希臘和阿拉伯的科學、哲學書籍翻譯為拉丁語的學術活動。此后，繼任托萊多主教的胡安（1152—1166年在位）和塞雷布魯諾（1167—1180年在位）繼續推進由雷蒙德所開創的翻譯事業。這一階段的翻譯活動大約持續到13世紀初期。

在當時的托萊多從事翻譯活動，并在譯著中留下簽名、有據可循的學者共有七位，分別是本地基督徒多米尼克斯·貢迪薩爾維（約1115—1190年）、來自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納的杰拉德（約1114—1187年）、穆扎勒布人塞維利亞的約翰（生卒年不詳，翻譯活動集中在1120—1130年）、原為猶太人后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約翰（？—1166年）、猶太人阿本達烏斯（約1110—1180年）、穆扎勒布人托萊多的馬克（生卒年不詳，翻譯活動集中在1197—1234年）和蘇格蘭人米歇爾（1175—約1232年）。需要指出的是，實際參與翻譯的人員遠不止于此。因為向執筆譯者提供語言幫助的助手，通常是既會阿拉伯語又會卡斯蒂利亞語的當地猶太人或穆扎勒布人。他們一般不會在譯著中留下痕跡。

“一本著作”經“兩位譯者”通過“三種語言”的轉換最終完成，這是托萊多翻譯運動中最常見的翻譯方式，被形象地稱為“四手翻譯”。例如，通曉阿拉伯語和卡斯蒂利亞語的猶太人阿本達烏斯，與只懂卡斯蒂利亞語和拉丁語的多米尼克斯·貢迪薩爾維合譯了阿拉伯醫學家和哲學家伊本·西那（980-1037年）的《論靈魂》。在該譯作的序言中，阿本達烏斯寫道：“這本由阿拉伯文翻譯而來的著作遵循了您（很可能指的是時任托萊多大主教的胡安，因為據阿本達烏斯自述，他是受到胡安的邀請而參與翻譯的）的指導原則，由我用方言（卡斯蒂利亞口語）將之逐字逐詞念出來，然后由多米尼克斯執事最終以拉丁文呈現出來。”《論靈魂》是多米尼克斯和阿本達烏斯合譯的最后一本書，之后同樣通曉阿拉伯語的西班牙的約翰成為多米尼克斯的新搭檔。

再如克雷莫納的杰拉德。他于1167年到達托萊多，是上述七位譯者中最高產、譯著質量最高的一位。克雷莫納的杰拉德與其合作者翻譯的著作達71部，對西歐思想和科學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中世紀史家查爾斯·伯內特認為，“通過克雷莫納的杰拉德的翻譯而傳播至西歐的阿拉伯科學著作比任何其他路徑都要多”。愛德華·格蘭特則論道，“僅他一人的翻譯成果就足以徹底改變西方科學的進程”。但關于杰拉德翻譯搭檔的信息，我們僅掌握一則，英格蘭學者丹尼爾在《哲學》一書中寫道：“穆扎勒布人伊本·迦利布協助杰拉德完成了托勒密《天文學大成》的翻譯。”

上述七位翻譯家共翻譯了包括希波克拉底的《論空氣、水和環境》、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阿基米德的《圓的測量》、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蓋倫的《論氣質》、花拉子密的《代數學》、伊本·西那的《醫典》《論靈魂》和伊本·法拉比的《各科舉隅》《亞里士多德〈物理學〉評注》等在內的100余部古希臘與阿拉伯的科學、哲學作品，涉及辯證法、天文學、幾何學、代數學、醫學、煉金術、動物學等領域。由此，古希臘和阿拉伯的科學、哲學著作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現在中世紀西方。

這場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翻譯運動發生在12—13世紀的托萊多并非偶然，而是與托萊多作為歷經阿拉伯文明和拉丁西方文明，交替洗禮所帶來的多元文化長期共存的社會屬性密切相關。托萊多自西哥特王國時期就是伊比利亞半島重要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711—1085年的托萊多相繼被科爾多瓦哈里發政權和托萊多泰法國統治，深受阿拉伯文化的浸潤。同時，統治者的宗教寬容政策也使托萊多成為一個多宗教信仰、多語言和多族群共存的地區。1085年，盡管托萊多被基督教王國卡斯蒂利亞—萊昂的阿方索六世“再征服”，但宗教寬容政策得以延續，其多元文化共存的社會屬性也未改變。這一點從托萊多的城市布局中可以得到直觀體現。12世紀的托萊多有20個本地基督徒區、6個穆扎勒布人區、2個猶太區和1個法蘭克人區。各族群分區居住，分而治之。族群多樣化帶來的是多種語言的并存，加之托萊多學術文化環境的繁榮，以及大量書籍的傳播，這些都為翻譯運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就西歐社會而言，在這一時期，以雷蒙德、克雷莫納的杰拉德和莫利的丹尼爾為代表的知識階層，開始強烈地意識到自身文化的匱乏，所以當他們獲知阿拉伯文明的發達和文化的繁榮之后，便毫不猶豫地向剛剛被收復的西班牙匯集。他們環顧四周，發現托萊多是從事翻譯活動的首選之地，便在此扎根。于是一部部從阿拉伯文翻譯為拉丁文的譯作，從托萊多跨越比利牛斯山口，向法蘭西、意大利、英國等地傳播。可以說，在這場翻譯運動中，托萊多及其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成為西歐知識分子完成其崇高使命的場所。

通過托萊多翻譯中心，大量古希臘和阿拉伯科學與哲學知識，迅速填補了知識貧乏的拉丁西方世界，激發了知識分子探求新知的雄心，推動了12世紀文藝復興和大學的出現。翻譯家在離開該翻譯中心回到家鄉后，又成為這些新知識的大力傳播者。此外，12—13世紀的托萊多翻譯運動還生動地表明，文明的進步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互動與交融。

（作者：王玖玖，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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