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一致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聯系的區域發展巨大的時空差異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地域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不平衡性和各地域間永無休止的矛盾及其調適，正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統一國家且長期存在的邏輯起點。潮州地域的歷史文化發展，為這個帶有某種歷史辯證法的學術判斷，提供了富于啟發性的生動例證。

多年在韓江流域從事田野工作的經驗是，判斷一個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識形態，不在于這個地方根據朝廷的法度對本地的風俗習慣做了多少實質性改變，而在于當地的讀書人和士紳階層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自覺地、自圓其說地將本地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解釋得符合朝廷的“禮法”。

只有培育出這樣的辯證思維，才算是對潮州文化研究的要旨有比較透徹的感悟。從這個意義上說，局部就是整體，現代的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從潮州文化的“局部”，全息地加深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理解，從而有助于中國底蘊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

潮州地方文獻中，不但有儒學著作、正史、政書、方志等常見的歷史文獻，還包括了大量的族譜、契約、碑刻、賬本、私人手稿、筆記等可以稱為“民間文書”的著述。

蒐集研究“民間文書”，不僅僅具有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之下，“搶救”物質性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不僅只是具有學術積累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間文書、地方文化的基礎上，建立并發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與地方文化的解讀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建立于更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的關鍵環節之一。

正是因為這樣的學術基礎，我們才有足夠的學術自信，相信到了強調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講解中國故事、構建中國理論的今天，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入，是非常有助于中國底蘊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

中國學術界正在經歷“世代交替”的歷史性變化，不僅僅是指因個人生命周期之類的緣故所引致的學術從業者年齡結構的變化，更值得關注的是，新的學術世代正在人工智能、數據可視化、數字倉儲、文本發掘、多媒體出版、虛擬現實等所謂“數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長起來。

在“數字人文”的時代，由于“數字倉儲”和“數字圖書館”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聯網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資料文獻可以“全文檢索”之類的方式便利地查詢，由于“文本數字挖掘”蘊含著幾乎沒有限制的“創造”與“重構”史料的可能性，傳統條件下一位學者需要花費數月、數年光陰，甚至要花費畢生精力進行比對、?？?、輯佚、考訂才得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可能在計算機網絡上花費數秒鐘、數分鐘就可以有相當確切的結果。

這樣一來，由于時代和學術研究條件的變化，更大的理論關懷和超越具體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對于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來說，可能已經成為對其學術生命生死攸關的問題。

“數字人文”時代人文學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現在眼界和通識方面。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國內外同行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學術史背景的思想建構，也就是說，“出思想”與否，可能會成為新的學術世代衡量學術研究成果優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如果我們的學術目標真的是中國底蘊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那么研究地方文化時，“出思想”就更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新時代潮州文化研究有其特別的意義。

原標題：從“局部”加深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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